加入收藏 | 设为主页 | 站内搜索 | 中心邮箱 | 联系我们 | English

公告栏

公告栏

公告栏

跳过导航链接

夏庆杰:中国经济前进的方向在哪里?

发布时间:2016-12-01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为工业化准备好了经济起飞的基础:如中央政府治理能力、人力资本(教育和医疗)、国有工业的发展(培训了工程师、会计师、技术员、经理、管理人员、技术工人等)。改革开放把中国解放后储备的巨大能量发挥了出来。

   

   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的状态是稳态(stationary),缺乏活力(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由国家组织的,所有的生产资料都是国有或集体所有的)。邓小平开启的中国改革开放从两个角度来看,从一个角度看是不断改革而赋予公民从事各类经济活动权利的过程--确权,从另一个看是不断确权而释放经济增长活力的过程。

   

   一、改革开放:通过赋予国民从事经济活动的权利而释放经济活力

   

   1980年代初的农村包产到户实际上是把土地的使用权给农民,从而给农村经济注入巨大的活力,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由1978年的3亿吨迅猛增长到1990年的4.5亿吨(国家统计局,1991年,第346页),农村贫困率由改革开放初的75%下降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不到20%(Ravallion and Chen, 2007)。与此同时,也赋予了农民进行个体经营的权利,乡镇企业也蓬勃发展起来。1995年时,乡镇企业就业量达1.29亿人,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56%(国家统计局,1996)。也是从1984年开始,政府赋予农民进城务工的权利,这使得进程农民工数量由1990年的1500万人剧增到2003年的9800万(国务院新闻办,2004)。

   

   也是1980年代初期,由于几百万下乡知青返城,就业困难,于是允许返城知青从事个体经营,从此赋予了人们进行经营牟利的权利。1983年事实上取消了对私有企业雇工数量的限制。从此,私营企业获得了大发展。深圳1987年18号文件明晰了民营企业产权。带来了华为等民营企业的大发展。整个1980年代,民营工业的增长速度是国有企业的两倍。80年代中期,民营企业的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31%(吴敬琏,2009)。1980年代初开始给国有企业一些自主权,如国企改革主要允许国企承包、发奖金,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国有企业的积极性,但是由于国企的发展不受市场制约和价格之约,很快导致总需求失控,经济秩序陷入混乱(吴敬琏,2009)。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再次重启了中国的改革开放。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消取消双轨制,取消粮票等票证。各种票证特别是两票的取消消除了农民工进城务工的体制障碍。在国企改革方面,关停并转亏损国企,抓大放小,整个国企扭亏为盈。结果是到2003年底国企下岗职工达2818万人(国务院新闻办,2004),国企雇员数量减少了50%,国企数量由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12万多家下降到2004年的不到3.2万家,减少了74%(Naughton,2007)。亏损国企的关停并转实际上是为民营企业的发展让出了一个空间。

   

   1997年十五大明确多种所有制并存是社会主义的特征。1998年宪法修正案“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2007年物权法通过,明确私有产权和国有财产一样神圣不可侵犯。

   

   2000年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政府与世贸成员国集体谈判为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渠道,同样也为外国企业和产品提供了对等的便利。加入世贸组织之后,进出口贸易大幅度增加,外资大举进入,这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更大活力,中国经济更加快速增长,并于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世界工厂。现在状况是美国GDP16万亿美元,中国10万亿美元,日本5万亿。中国经济是日本的一倍。广东省的经济规模就相当于俄罗斯全国。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赋予国民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权利、激发经济发展活力而实现的。

   

   2007-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面临新的局面,外需不振,进入新常态,或者说稳态(stationary state),缺乏活力。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外需不足,二是原来为外需生产的企业及其生产链因缺乏订单而萎缩。在这种情况下,依靠内需已经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经过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亿万居民积聚了巨大的消费能力。马云所说,中国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已经由旧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转变为新三驾马车(消费、服务、新技术)。2015年国内消费对国内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近一步提升至66.4%,比2014年提高15个百分点(商务部,2016)。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给我们指出了解决目前经济缺乏活力问题的办法,就是开放更多经济领域让民营资本去经营、激发经济发展的活力。中国依然有很多可以让民营企业去经营的领域,主要是传统上由政府和国有资本主导的科学、教育、文化、医疗卫生、金融、交通、物流、通讯、旅游等行业。社会上缺乏幼儿园、小学、医院,为什么不能允许民资进入这些领域呢?

   

   二、建设创新型经济需要进一步确权和保护产权

   

   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大体可分为追赶阶段和自主创新阶段。当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处于追赶阶段时,主要是以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现有技术为主,因而发展目标相对清晰,如铁路、公路、发电站、能源、航空等基础设施建设、重化工业和轻工业的发展等。由于发展目标相对清晰,可以使用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体系集中物质、人力、资金资源实现大规模投资,因而可以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当一个国家基本完成追赶型工业化阶段后,面临着向创新型工业化阶段升级的发展瓶颈。在创新型工业化阶段,没有什么现成的技术可以学习了,只能依靠本国的科研力量和投资来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如典型的创新型国家美国那样。与追赶阶段的经济发展目标相对明确相比,创新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点不再明确,不知道哪个企业、哪些行业会在技术上有所突破,从而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技术突破点、经济增长点不确定的情况下,一方面需要不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即以分散投资风险的办法对应不确定性;另一方面需要允许和激励众多高新科技企业的出现、发展和壮大,即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而实现“广种薄收”。换句话说,在创新过程中需要分散投资风险,也就是不能再集中物质、人力、资金资源等手段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了追赶型工业化阶段,利用现有技术进一步工业化的余地已经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依靠自主创新、万众创新,由制造业大国向创新型强国升级。与追赶型工业化相比,信息时代的创新型工业化需要鼓励“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的经济社会制度安排。

   

   高科技创新企业与传统民营经济不同之处由三点:第一,高科技企业投资风险高、需要昂贵的高科技设备,因而需要更为灵活、更为强大的金融体系来支撑高科技企业的多层次融资需求,比如风险投资家、天使资本家为高科技企业提供启动资本,银行为它们提供流动资金,股市允许他们是顺利上市等;第二,高科技企业需要高素质的劳动力,为激励高科技劳动力工作,不仅需要高工资,而且需要股权激励;第三,高科技企业需要更为强大的产权保护和专利保护,高科技企业比如医药产品的开发前期需要海量资本和高科技劳动,如果其产品成功上市即被仿制、假冒,那么还有谁去开发新产品?

   

   三、赋予国民从事银行金融企业的权利和投资机会。

   

   从供给角度看,一个国家的最为核心的经济活动就是如何高效地把生产剩余投入到再生产。一个国家的生产剩余通常以两种方式出现,一是政府的税收,二是居民家庭和机构的储蓄。由于政府的税收主要用于国家行政管理、国防、社会保障、大众教育等国家社会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的再生产,因而一个国家可用于中间产品(资本货物)和消费品再生产的剩余主要是指亿万居民家庭和众多机构(社保机构的基金、各类基金会的基金)的储蓄。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数以百万计的企业和企业家只有获得资本和信贷才能进行生产经营。如何有效地把一国生产剩余重新投入生产活动是由该国的金融体系决定的。因此,由银行、资本市场、债券市场为主体的金融体系在经济活动中无非起到居民储蓄供给和企业融资需求之间匹配的中介作用。

   

   (一)银行业

   

   我国现存的金融体系还有大量的计划经济特征,基本以国有银行和国有金融机构为主,而且各类机构的数目极为有限,以至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处于垄断地位。垄断银行和金融机构也必然遵循垄断的逻辑,即获取垄断利润。由于只有几个垄断银行、又有国家信誉担保,因而不用任何努力就可以囊括几乎所有居民和机构存款;从信贷角度来看,也可以不用任何努力就可以坐等到优质的国有项目上门而发放信贷,从而非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小非企业很难从国有银行得到贷款。其结果是这几家仅有的垄断银行和金融机构很难把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产剩余提供给最优效率、具有赢利的企业,从而也就遏制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机会。

   

   发展金融业与发展企业行业一样,也需要赋予国民从事金融银行业的权利,就是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由国家垄断的银行金融业。好消息是我国最高层决策者已经深刻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逐步开始解决这个问题,如允许很多城市建立了城市商业银行,在2015年初实施了居民存款保险制度(一旦银行倒闭,居民50万元额度内的存款由政府存款保险机构支付);国家已经批准成立了五家非国有股份制银行,其中马云主导的网商银行主要针对小微企业客户发放500万元以下的贷款;银监会批准在重庆市筹建重庆富民银行,类别为民营银行;2015年共有146家民营银行到工商总局核名;2016年1-4月,已有59家民营银行在工商总局核名;另外目前互联网金融也获得了巨大发展,到2015年底全国有将近2000家互联网金融平台。以中国这样一个大洲规模的经济体量,至少需要2000到3000家真正的民营商业银行。一个充满竞争的商业银行市场将大大企业降低融资成本和提高信贷的供给水平。

   

   可能很多人会说:放开金融业可能会导致金融危机。这确实是个问题。但是,只要监管到位,依然可以保持金融健康有序发展。

   

   (二)股市

   

   我国股市还不够发达、不够完善,对申请上市的企业设置了诸多限制,绝大多数企业上市困难。2016年5月29日吴敬琏在第五届金融论坛上指出:“中国股票市场监管体系存在着路线上的极大缺陷,即不是把监管主要放在强制性的信息披露制度上,而是放在了实质性审批上,这样就使得整个证券市场变成了寻租场。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正因为如此,成功上市的幸运企业获得某种垄断地位。只要成功上市,就可高枕无忧,凭借上市企业这个“金壳”就可以稳赚不赔。因而出现了奇怪的现象,如很多上市企业从来不发一分钱股息,也有企业上市后业绩平平但是其股票仍然价格高企。这种体制也驱使一些企业不顾企业发展前景和市场状况而拼命扩大规模,以期凭借规模成功上市。这样的股市完全剥夺了中国有潜力企业的募集资本机会,因而也就剥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机会,也剥夺了中国居民的投资机会(而不得不把储蓄存到实际利率为负的垄断银行、或者投资房地产)。例如中国人引以为荣的联想、腾讯不得不分别于1994年和2004年到香港上市筹集发展资本,阿里巴巴、当当也到美国上市筹集发展资本。其结果是把中国有潜力企业的投资机会拱手送给美国居民。

   

   中国决策高层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2001年时就提出股票发行注册制,2015年底国务院宣布将在两年内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如果实施得当,这将极大有力地为中小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企业筹集股份资本提供便利,也会解决亿万家庭的投资问题,也避免了资金蜂拥到房地产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泡沫。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之一是绝大部分企业的股权资本比例太低,债务比例太高。其后果是整个经济杠杆率太高,一旦经济处于下行状态,企业还债压力陡增、财务费用高企。而股权比例大就会减少这个问题,有利润就给股东发股息,没利润就不发。换句话说,在股权融资情况下,有了问题企业家和股东一起承担,因而企业家不用为躲债而逃跑。因而,资本市场的发达有利于企业的稳定和整个宏观经济的平稳。一句话,健康的公开股票发行和交易市场才能把亿万居民手中的海量储蓄转化为百万企业急需的资本,从而构成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基本基础设施。

   

   四、总结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经济是计划经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处于国家控制之下,几乎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属于国家。改革开放后不断通过赋予国民从事经济活动的权利而不断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活力。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了追赶型工业化阶段,利用现有技术进一步工业化的余地已经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依靠自主创新、万众创新。高科技创新企业发展需要更多的制度需求:第一,高科技企业投资风险高、需要昂贵的高科技设备,因而需要更为灵活、更为强大的金融体系来支撑高科技企业的多层次融资需求;第三,高科技企业需要更为强大的产权保护和专利保护。

   

   2007-2008年美国及全球金融危机后,整个世界经济陷入衰退。由于外需不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而不入经济增长新常态。4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即中国经济依然可以通过赋予国民进入传统由政府和国企主导的医疗卫生、科学教育、交通通讯、银行金融、文化、体育等领域,从而释放经济发展的活力。特别是赋予民营资本经营民营银行金融企业的权利,放开金融行业,这将为中国经济注入巨大活力。于此同时,还可以落实企业上市注册制,从而为企业募集资本提供便利、也为亿万国民提供了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金融业的发展可以使小微企业更容易得到信贷,更多企业可以从资本市场融资。只有把资金(即流动性)提供给企业家才能成为资本,才能发挥出资金的潜能。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1991),1991年中国统计年鉴。

   2.国家统计局(1996),1996年中国统计年鉴。

   3.国务院新闻办(2004),中国的就业状况和政策白皮书。

   4.吴敬琏(2009),中国经济60年。《财经》,2009(20):76-96。

   5.吴敬琏(2016),在《2016第五届金融街论坛》上的演讲。

   6.Naughton,B. (2007). Chinese Economy,Cambridge: MIT Press.

   7.Ravallion, M. and S. Chen (2007). China’s (uneven) progress against povert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2(1): 1-42.